輻射風險的認知與溝通
作者：鄭琨琮
台電核二廠保健物理組經理
壹、前言
處此全球化之挑戰與衝擊下，核能的發展除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外，其附產品「輻射」，一般民眾或核能專業人員宜了解其特性，建立正確的知見，才能謹慎控制輻射源，並避免對核能應用的不當限制（剝奪核能科技對社會的利益，尤其是能源界與醫療界的利益），進而致力於核能和平應用的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國家的繁榮進步。
如果一個社會的發展能更公開、透明化面對風險（Risk）難題，則透過建立制度性的機制，可逐漸降低風險的門檻，因為在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論述過程，無論透過媒體的大眾傳播、跨領域的不同專家、門外漢的日常訊息傳遞等，社會皆可藉此進行學習和溝通，而逐漸掌握風險知識的輪廓，進而發展出民主參與的風險溝通能力。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風險批判、溝通未能公開化、制度化，而由社會中某些標的團體（Target group）或政策利害關係人（Policy stakeholder）宰制風險的論述，則風險將「隱匿」的成為人們恐懼的「怪物」（monster），在社會流傳與擴散。同樣地；「輻射風險的認知與溝通」正需要我們社會中標的團體的熱情參與，將「全球化思考併入本土化行動中，亦即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實踐」。
貳、影響輻射風險的認知與決策之因子
影響輻射風險的認知與決策之因子有下列五大項，包括：
I. 人格（Personality）類型
II. 頭腦解剖學（Anatomy）與生理學（Physiology）
III. 文化相同
IV.個人經驗
V. 世代類型（Generational type）
依據美國學者麥爾茲‧布瑞格茲（Myers-Briggs）母女之分類，人們喜歡之生活處理方法依人格特質可被歸類為四大面向： ●內向的（Invert, I）對外向的（Extrovert, E）、●敏感的（Sensing, S）對直覺的（Intutive, N）、●思考的（Thinking, T）對感受的（Feeling, F）、●判斷的（Judging, J）對覺察的（Perceiving, P）。所以其組合可成為16種不同的人格類型，例如：ISTJ、ENFP、INTP‧‧等。美國保健物理學會（Health Physics Society, HPS）曾對3200位輻射防護專業人員執行了一項志願接受測試（Voluntary testing）的調查，其結果顯示出有51%落在四個類型：ISTJ (21%)、INTJ (13%)、ENTJ (10%)及INTP (7%)。這四種類型僅代表13%的一般大眾；而只有15%的輻射防護專業人員，其調查結果是落在代表57%大眾的六種類型。不同的人格類型其作決策（Decision-making）、溝通（Communication）、再創造及生活的其他等等的方式都非常不同。麥爾茲‧布瑞格茲的分析在美國常被應用於管理訓練課程以改善公關的溝通能力。
我們大部分均認為知識為首要的解答，但不幸地；我們「理性」（Rational）的方式並不被大於80%的閱聽眾（Audience）所喜歡。我們專業人員都擅於彼此的相互溝通，但對於有不同資訊交換喜好類型的人處理起來卻感覺很不舒服。
頭腦（Brain）的控制與自動反應，自動反應首先發生，感覺的輸入先傳至視丘（Thalamus），然後傳至適當的感覺皮層（Cortex），再傳至扁桃腺（Amygdala）作逃避或對抗(Flight-or-fight)的反應，最後傳至前皮層作控制分析及決策（Decision-making）。但是少部分的感覺輸入係被視丘直接傳送至扁桃腺。所以；即使在開始時，在控制進行前主要還是自動的反應。
雖然我們經常專注於頭腦，所有的神經系統（The nervous system）均與自動及控制反應有關。
“理性”（Reason）與“感性”（Emotion）是不可分離的，事實上；沒有無“感性”〔亦即自動系統中的認知功能/迴路〕的“理性”形成“合理”（Rational）決論的基礎，也就是所謂的“感性智慧”（Emotional intelligence）。
所以；即使資訊是可理解的，如果只提供資訊並不等於完成大部分的溝通；必須在建立彼此的信度與信任後，以一個沒有威脅的方式提供資訊才是正確的。
保證會失敗的溝通範例
Ø 依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的報告，一個低劑量的輻射〔例如：1微西弗〕引發癌症的機會是5×10-8。
Ø 這約略相當於每一個人贏得國家樂透彩的機會。
Ø 但經常的確有某人中了樂透彩。
Ø 數值的分子（5）給人留下印象，但對分母（108）卻沒有感覺。
Ø 所以；某人將因這微量輻射的曝露而死亡，如果是我將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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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對事件的反應係與其成長的環境世界有關，可分類為四個世代原型：1.公民或英雄﹝偉大的世代，1905~1925年﹞。2.適應或流浪者﹝迷失的世代，1926~1945年﹞。3.理想或先知﹝嬰兒潮(Baby boomers)世代或B世代，1946~1963年﹞。4.反應或藝術家﹝X世代，1964~1980年﹞。5.下一循環英雄﹝千禧年（Millennials）世代，1981~2001年﹞。由於支配世代的反應會形塑下一個世代的世界，所以上述的循環會一直重複著。偉大的世代與千禧年世代的英雄一般傾向相信權威與社會規範；迷失世代的流浪者傾向凡事低調(Low-key)而同進退；嬰兒潮世代的先知傾向相信權威且行事作風以個人表達為首要的；X世代的藝術家傾向憤世嫉俗且自立的行事風格。
X世代與千禧年世代將比嬰兒潮世代更能接受社會的需求及科技的修復，他們察覺核能科技的利益很有可能會被考慮超越其察覺的風險，所以一個『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可能確實會成為社會可接受的事實。
我們如何使用從認知神經科學及演化的生理學的發現，來改善我們對大眾溝通的效能，工作的假設：唯有以被控制的正面反應來替代自動的負面反應，大眾對核能科技的接受度（Public acceptance）才能被有效地達成。【一項艱鉅的任務】
參、輻射風險的事實真相
一般民眾受大眾傳播媒體或個人認知之影響，對輻射風險常有一些迷思，下文列舉較常發現的爭論議題，提供讀者們再審慎思考其真實性。
迷思一：核能電廠鄰近鄉鎮民眾發生癌症的機率會增高？
核能電廠與癌症並無關聯性
（一）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92年台灣地區各鄉鎮全癌症發生率資料，台灣地區共計369個鄉鎮，核能電廠附近鄉鎮癌症發生率以2000年世界標準人口每10萬人口年齡標準化排名（癌症發生率由高至低）為石門鄉第92名、三芝鄉第133名、萬里鄉第189名、金山鄉第302名、恆春鎮第155名、滿州鄉第237名，而癌症發生率較高的鄉鎮並無核能電廠。
（二）近一世紀以來，人類醫學有長足進步，一般傳染性疾病均能獲控制，唯獨癌症尚無有效醫療方法，因此癌症成了威脅人類生命的重要疾病。隨著人口增加，居住環境惡化，在世界很多地區包括台灣，癌症已位居各種死因首位。依目前對癌症的瞭解，造成的原因很多，舉凡抽煙、喝酒、嚼檳榔、黃麴毒素、煙燻或加硝防腐食物、食品添加物均有可能引發癌症。核能電廠與癌症並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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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二：任何低劑量輻射的風險均可定量評估？
圖一：大於不可避免背景劑量之年輻射劑量的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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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2000年公報：“線性無低限”（Linear Non-Threshold, LNT）假設（Hypothesis）常被過度簡化（Oversimplification）應用，更精緻的（Subtle）國際陳述為：『已經存在背景輻射變化水平之上〔平均2.4毫西弗，典型的高水平約10毫西弗，有可能上升至100毫西弗〕，一個輻射曝露的增加將可能造成大於已存在案例水平〔據所知非常高，西方國家約有25%的民眾死於癌症〕癌症案例的一個比例增加。』詳如圖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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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風險的正確認識
依據目前輻射健康風險的知識，美國保健物理學會（HPS）建議：反對對個人年有效劑量扣除天然射源之背景值後之淨值低於50毫西弗，或終生有效劑量淨值低於100毫西弗者，執行健康風險的定量評估（Quantitative Risk Estimation）。因流行病學（Epidemiology）對個人經多年曝露於小劑量〔< 100毫西弗〕的研究，並未發現負面的健康效應。
對高劑量的輻射曝露後有實質及可信服的科學證據顯示出健康的風險，然而；低於50~100毫西弗〔包括職業及環境的曝露〕，健康效應的風險太低而不能觀察到或是不存在。
低於上述的低劑量，風險評估不應該被使用，風險的表示將只是定性的（Qualitative），也就是美國國家放射防護委員會（NCRP）1997評估風險強調的不能偵測到任何增加的健康危害（Detriment）【亦即，零健康效應是最可能的結果。】。
◎世界核能協會（WNA）對低劑量游離輻射風險聲明
※ 目前科學知識對微量輻射的理論危險度有待辯論與進一步研究。其不確定性在於即使有危險度存在，也是極小且極難發現。因此，謹慎控制輻射源並避免對核能應用的不當限制（剝奪核能科技對社會的利益，尤其是能源界與醫療界的利益）。
※ 游離輻射曝露主要來自地球、宇宙射線以及人體內的天然放射性核種的背景輻射。輻射的生物效應以毫西弗（mSv）為單位，表示受到曝露量的大小以及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傷害。全球每人每年平均接受背景輻射的劑量介於2~3mSv，個人的輻射曝露量隨地理位置不同，背景輻射量的變化，可能低至1 mSv，也可能高達100mSv。
迷思三：核能電廠從業人員若身體發現異常，應為職業病造成？
◎游離輻射職業病之認定基準
※ 是否為游離輻射職業病？我國行政院勞委會有認定基準，應經醫師診斷為與職業原因具相當因果關係者，且具時序性及排除其他之干擾因素者始能參考認定。
※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第41號報告對慢性輻射病有詳細記載，要造成罹患造血功能障礙的輻射傷害，單次曝露所接受之劑量至少要達到0.5西弗〔500毫西弗〕以上，或長期接受輻射曝露其每年接受的劑量超過0.4西弗〔即>400毫西弗/年〕。
※ ICRP第28號報告對游離輻射的急性作用，有深入的描述。
※ 急性輻射病為確定效應（Deterministic Effect），有低限劑量（Threshold Dose）。
※ 懷孕婦女的胎兒受高劑量曝露造成的心智遲滯為確定效應。
※ ICRP 第41號報告對慢性輻射病的結論為ICRP第60號報告所引用。新出版的ICRP第103號報告〔2007年建議〕亦與ICRP第41號報告結論大致相同。
癌症與遺傳效應屬於機率效應（Stochastic Effects）。因其與劑量的因果關係難以確定，若劑量符合法規限度，應無法認定為職業病。
游離輻射職業病認定基準慢性作用的第1項主要基準為：『具短時間曝露於大量游離輻射或長期曝露於游離輻射的證據，累積劑量需達到造成危害的曝露標準，且曝露與疾病間有時序性。』
迷思四：運轉中核能電廠會增加孩童致癌危機？
◎運轉中核電廠會增加孩童致癌危機(美國研究報告)說明
1. 有關Mangano在醫學雜誌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發表之運轉中核電廠會增加孩童致癌危機一文已被美國政府核管會（NRC）駁斥為謬誤。
2. 依據美國政府NRC公開網站的資料，核電廠周圍健康效應研究的情形如下:
(1) 在1990年，因應國會的要求，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開始進行一項在52座核電廠以及10座其他核設施附近癌症死亡率的研究。研究涵蓋1950年到1984年時期，評估這些核能設施運轉前及運轉期間死亡率的變化。其結論沒有證據顯示核設施與其附近居民因白血病或其他癌症而額外的死亡增加有關聯。
(2) 2000年6月匹茲堡大學進行因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意外事故而釋出的輻射與附近居民的癌症死亡率研究，並未發現其間的關聯性。其研究對象為在意外事故發生時居住在電廠5英哩範圍內總計32,000名民眾。
(3) 2001年1月康乃狄克州科學工程學院發表了一篇位於康乃狄克州Haddam Neck核電廠環境研究報告，結論為其放射性排放物之量低至可忽略。
(4) 2001年美國癌症協會聲明，儘管很多有關癌症腫瘤的相關報告在某些社區內引發居民的關切，但是研究顯示核電廠附近居民的癌症發生率並未較其他地區居民的癌症發生率高。同樣地，也沒有證據顯示鍶-90(Sr-90)與乳癌、攝護腺癌或者兒童癌症比率的增加相關。核電廠的輻射釋出物被嚴密監控，其對於附近居民的曝露量為低至可忽略。
(5) 2001年佛羅里達環境流行病學部發表來自核電廠的輻射曝露使得該州東南地方癌症比率有明顯增加的聲明。但是，使用相同的數據並以該聲明的相同基礎重新計算，佛羅里達州政府無法鑑定這些地區的癌症比率較該州其他地區及其他州有異常的高。
(6) 2000年伊利諾州公共衛生部進行有核電廠的縣市與沒有核電廠的縣市孩童癌症統計資料的比較，結果發現並未有統計上的明顯差異。
3. Mangano等人對公眾健康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及環境中放射性鍶-90核種的增加與癌症增加有關，特別是孩童的致癌率及死亡率，核能電廠附近居民嬰兒的牙齒含的鍶-90濃度較其他地區高，並認為核能電廠的排放物是鍶-90濃度升高的原因。但美國NRC宣稱許多深入的科學研究並不支持此論點。
4. 美國NRC認為環境中的鍶-90約有99%是來自大氣核子武器試爆產生的落塵（1963~1980年），約產生16.8百萬居里的鍶-90，經偵測在核武試爆其間自全球落塵攝入的鍶-90造成的個人劑量為0.097毫西弗（相當於搭乘飛機通過北極的劑量），而吸入的鍶-90造成的劑量為0.0092毫西弗（相當於照射一次X光接受的劑量），根據美國國家放射防護委員會（NCRP）如此微小的劑量不會影響健康。美國103座核能機組每年外釋0.001居里，而對於單一電廠的鍶-90外釋量通常小到低於可測值，因此核能電廠周圍30英哩所測到孩童牙齒的鍶-90應來自核爆殘留落塵。而根據1994年Raabe所作的研究，若鍶-90要造成癌症須接受比天然背景（2.4毫西弗/年）高1000倍的輻射劑量，而核能電廠造成的劑量低於0.01毫西弗/年是不會影響健康的。
5. 美國核管會（NRC）及我國原能會（AEC）均對核能電廠的外釋作嚴密的管控及劑量限制，各核種的排放濃度亦都有法規規定，同時政府及台灣電力公司在核能電廠周圍設有許多環境輻射監測站可確保輻射安全不會影響環境。
6. 美國NRC同時認為Mangano的研究方法及統計解釋不正確，沒有採用可令人信服的科學方法。
肆、公共政策與民意
公共政策係指政府機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眾需求，決定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藉由民意調查（Poll）與公民投票（Referendum），則是執政機關常使用的民意參考方式。但須謹慎為之，因公共政策若僅使用少許的文字表示，而要求受訪者或公民做「是或否」截然分明的選擇，沒有討論內涵或釐清細節的機會。因受訪者或公民對問題的認知不盡相同，可能影響民意測量或表達的信度和效度。另外；一般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了解有限，即所謂的「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的問題。因其在經過理性的計算後，認為自己在政治過程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所以會喪失誘因去認真完成民主政治中一個理想公民所應完成的義務。也就是對於公共問題，不願耗費太多的時間與心力，去了解其產生緣由與各種解決方案間的利弊得失。問卷設計、抽樣方式與調查之執行面問題屬民調之專業能力問題，執行民調工作人員是否發揮專業倫理維持其客觀中立也很重要。
公投可能發生的偏差結果包括：1.誰握有決策場域〔有權投票選民的界定〕的決定權，誰就可能操控了公投的結果。2.誰掌握了啟動公投權力，誰就可能操控政策的抉擇。3.若是民眾參與率不高，其結果是否真能代表大多數的民意，不無問題。
一般政黨匯聚民意的方式，係對各種公共議題採取立場，經內部討論形成政綱後，再透過其候選人向選民訴求，若贏得選舉，取得執政權後，將會制定一些符合選民偏好的政策。而政客也不會依照專家的意見表達出真正的風險大小，他們會擴大風險並希望獲得更大的政治利益。例如：政府可藉由完全禁止疑似有感染物件的生產或販售，來隱匿風險議題擴大時所可能付出的真實成本〔或稅收〕，且一些利益團體也會發揮其遊說影響力。所以政客不應被選出來決定人民集體的風險所在，而是應允許個人與家庭自己來判斷風險。
日前行政院在內閣研討會中決定啟動「傾聽人民心聲列車」，希望能讓公民參與決策機制，以訂定出符合民意的未來施政方針。立意雖好，但是來自四面八方或不同利益團體可能大相逕庭的各種意見，該如何訂出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且讓各部會能凝聚共識並朝共同目標邁進，將是未來內閣在聽完民意後最頭痛的問題了。現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正、副研究員的簡國明與殷正華先生指出：所幸，在國際間發展已數十年且愈臻成熟的科技前瞻（Technology foresight）活動，為這個難題提供了一種最佳解決方案。前瞻主要透過一種系統性的科學方法，經由廣泛的討論與溝通，將各方紛歧的意見加以收斂並凝聚共識，再進一步將這些資料轉化為一連串行動方案，以真正達到符合全民需求且最大經濟效益的國家發展目標。
一、審慎思辨的民調（Deliberative poll）與公投
審慎思辨的意涵，係指參與決策者能對於不同政策選項的正反意見與利弊得失，有認真思考和相互討論的機會，以期政策抉擇是深思熟慮後的理性產物。其進行係由主其事者以隨機方式自全體民眾中抽選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利用時間將受訪者聚集在一起，針對所擬討論的政策議題，分成小組討論，由主其事者提供相關資訊，並訓練客觀、中立的主持人來維持討論的進行。於小組討論後，再安排參與者與各方的學者專家、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乃至行政首長對談，會後再以問卷訪談參與者的政策意見。
其最大優點為可減輕「理性無知」的問題，提供參與者一個思辨的場所與充分的資訊，以找出審慎思辯後的民意，且由於受訪者係隨機方式抽取產生，可將其視為一個社會的縮影（Microcosm），並兼顧了平等參與和審慎思辯的價值。此種方式獲得的民意，為較精緻與優質的民意。
二、風險管理的溝通
於知識經濟分享的年代，社會期望的改變，風險管理新內涵的掌握對重獲大眾的信心將更形重要。實務上；經常是核能工業界及其管制者，他們對風險政策的發展以創新的方法，採取一些步驟而朝向提出被改變的社會期望。
◎從風險否認/災難的二分到更合理及實際的風險了解。
有明確的案例顯示出人們對風險否認/災難二分法的堅持，每年道路上發生數千人交通死亡事故卻無人評論，但火車碰撞的幾個人死亡事故卻會引發大眾高聲吶喊強烈抗議。換句話說，關於鐵路旅行，大眾的認知似乎應是完完全全的安全，而任何的失效就會被視為是一個災難（民航機的空難亦復如此）。一般而言，即使有證據顯示出大眾逐漸增加了解零風險是不可能的事實，而每一個決策不論是政策或是在人員的位階，包括了可能的風險與預期報酬間的一個平衡。依此觀點，從專家或是管制者的保證某些事物是安全的，目前則較少被視為是一總安全的表示，而是必須保證某些事物本身是足夠安全的。
◎從風險認知的強調到社會信任的強調。
不管是怎樣的科學議題，當管制者及專家均聚焦於不同的風險如何被認知，作為了解大眾負面反應的一個方法。目前有一更大的需求係聚焦於對風險作決策過程的大眾認知。換句話說，在不合理的恐懼原因中，並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卻考慮在政策過程中大眾的信任是如何地被孕育出來。
◎從上到下的風險管理方法到彼此互相信任的方法。
於實踐上，此表示由管制者及專家“宣告”答案的從上而下的風險管理方法的轉變，改變的結果是形成包括對於假設、方法及價值判斷更大開放的對話（Dialogical）過程。
◎從專家導向（Expert-led）到多元的（Pluralistic）決策制定。
此新模式中，專家及管制者不再為大眾作決定，而是和他們共同來決定。對所有關切事項的掌握而言，這可能是一個困難及具爭議性的概念，諸如科學知識的狀態、資訊的取得、專家的適當角色以及作決策的責任正確位置等，如果其本來就是一項議題將會增加問題的存在。
◎從可接受的（Acceptable）風險概念到被接受的（Accepted）風險。
此新方法之困難度就像一個從理論水平移到實踐水平立即遭遇的問題，從專家做最後決定的可接受風險轉變至被接受的風險，因若所想要的社會報酬已被達成，且對無可避免的風險也有了廣泛的了解，則其增益是清楚可了解的。
◎從社會的〔實利主義的或目的論的〕倫理聚焦到個人的〔道義學的〕倫理聚焦。
換言之；對風險議題作決策所需要的轉變，反應出過去五十年來政治哲學已更普遍地轉變。一個具公義的社會表現已經了解較不在乎共同好處實利的計算，而會更尊重個人的人權。同理地；風險政策必須較少慮及集體的人口，而是更關心個人在特殊風險內涵中的定位問題。例如瑞典（SSIFS 1998）對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的管制，係考量關鍵群體中的個人風險不應超過10-6。
就台灣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是否願意降低國家機器的權力位置，而與公民社會進行所謂的「風險溝通」？從產經學政界長期的互動經驗，我們都知道建立「長期且穩定的」溝通協調機制，是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政府不宜選擇粉飾太平的迴避問題，必須設法去化解爭議而取得「共識」。
風險管理有兩個重要的觀念：
1.事件發生的機率或其影響是可以減少的。
2.風險管理不是追求「零」風險，而是強調在可被接受的風險下，追求最大的利益。
三、正知正見的大眾/分眾傳播
大眾傳播媒介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途徑主要包括下面兩方面：
1.塑造政策偏好方面：大眾傳播媒介是藉傳布訊息和資訊，觸發民眾的過去信念（Past beliefs）和認知篩選（Perceptual screening）而形成意見變遷（Opinion change）和政策偏好。
2.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方面：因大眾傳播媒體具守門（Gatekeeping）功能，對社會事件的反應和設立優先順序，往往會改變和匡架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評價。
我們都知道，缺乏信任就難以進行溝通，或是解除大眾的恐慌。媒體新聞報導的經驗顯示：(一)負面事件通常比正面事件更為清楚可見或引人注意。(二)當事件引起大眾的注意時，負面事件往往較正面事件帶來更大的衝擊。(三)壞消息的來源似乎比好消息的來源更具可信度。(四)另一個重要的心理傾向在於，不信任一旦產生，強化的效應較容易持久發酵。
「社會氛圍」的轉變也是影響因素之一，政治人物或核能專業人員的誠信與否、政黨對立等現象都使政治成了信任的負面教材。此外，媒體的特定立場、狗仔（Paparazzi）手法等缺乏自律的行為更時常被批淪為社會亂源。人們費盡財力物力所堆疊出來的安全維護體系，不管標準規範與操作準則制定得多細密，都只能將風險發生的機率盡可能地降低，卻無法將它真正排除。面對愈來愈嚴苛的環保法規及國際競爭壓力，和一些民眾的抗爭，政府管制機構及核能營運單位也不得不盡力去謹慎規劃核能安全措施了。圖二為社會信任的科技新聞報導互動溝通說明。核能科技專家提供的資訊必須正確與客觀，維持公開及透明化的誠信原則，不能只偏向正面議題的討論，媒體也不能僅為創造新聞而專注於負面報導，一項政策的利害關係人與標的團體，這些公民的適度參與資訊溝通與協商，讓真正公眾所關心與放心的議題，得融入公共政策形成前的諮詢內容，而社會也可藉此過程彼此進行多元的互動學習和溝通，最後將是互惠多贏的具科技正確知見、人文關懷、知識分享的新聞報導。
圖二：社會信任的科技新聞報導
伍、全球化的風險治理
全球化風險所產生全球跨領域、跨地域、迅速蔓延、無量衝擊與決定緊迫難於控制、先前預估及事後彌補回復等高度不確定性，無論在理論與實踐上應建構出一套新的預防性典範。在跨國界風險的管理與溝通上，要納入考量的因素，就包含了「跨文化（Cross-cultural）溝通」的諸多面向：語言、宗教信仰、社會禁忌（Social taboo）、社會價值與族群認同（Ethnical identity）等因素。
在面對不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風險下，依據不同社會特殊脈絡所衍生在地化（Localization）的風險，如何進一步來建構宏觀的、在地的、結合國家與社會資源的風險預防性機制，也是現代社會莫大的挑戰，此即為全球化的風險治理（Risk governance）。例如：2008年8月於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貿易談判再度破裂，因金磚四國中的新興開發中國家中國、印度與先進已開發國家美國間的談判，基於其農業與商業的自我保護談不攏破裂，將轉而強化全球區域聯盟間的結合，但我國卻有被邊緣化孤立之風險。
下面這段落係摘自台大周桂田教授的全球化風險治理相關文獻的片段，特予整理將其觀念分享傳播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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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科學不確定性與全球永續發展的威脅，預防性原則變成重要的思考與實踐策略，針對各種風險衝擊進行沙盤推演與管控，使得各層面損失的不確定性後果降低到可控制限度。也就是說，預防性原則已成為全球治理風險不確定性的準則，因此，它相當重要可作為風險評估（風險治理）的基礎。
面對全球化風險的複雜性，從風險治理來說可分為兩部分來討論，一是進行預防式的總體風險評估，包括預測、規劃各種可能風險事件爆發的衝擊因應，尤其要思考單一風險源所可能擴大到生存、生態、社會、經濟或倫理秩序面的威脅發展，特別是要警覺隨時修正無法精確計算全球化風險不確定衝擊的盲點，進行動態的策略調整。同時，除了不侷限在單面向風險控管的思維外，預防性的總體風險評估也應納入風險溝通的建構，重視公眾的風險感知為事件衝擊面政策評估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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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能領域，自1979年美國發生三哩島事故、1986年蘇聯發生車諾比爾事故後，於1989年全球成立的世界核能運轉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 WANO）。其使命即是鼓勵世界各會員國成員藉由彼此的交換資訊、溝通、比較及仿效學習，而使各核能發電廠營運的安全（Safety）及可靠度（Reliability）達最大化。基本概念包括了個別會員及集體會員共同追求卓越以確保核能安全的責任。平時的聯繫活動有運轉經驗（Operating Experience, OE）、同業間的評估（Peering Review, PR）、專業及技術發展〔研討會/課程〕、技術支援及交換（優良實踐及指引、交換訪問、績效指標、技術支援會議（Technical Support Meeting, TSM）等）。
陸、核能溝通策略
►核能可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核能和平使用幫助避免核戰的發生。
►核能無二氧化碳的排放。
►用過核燃料再循環處理可降低核武擴散（Proliferation）的風險及長期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的議題。
►核能淨化了具長壽命的放射性活度的地球。
►以網路及多媒體來改善跨世代及跨文化間之延展與溝通。
►互惠的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是一項逐漸趨於穩定的溝通策略。
柒、總結
※ 核能電廠的營運管理，除了組織內部產、銷、人、發、財的企業經營管理與內部環境的員工溝通外，也相當重視對外部環境社會大眾或分眾的正確訊息傳播。
※ 建立「資訊公開透明化（Transparency）」的服務，善盡社會與地球村成員的一分義務與責任。
※ 致力於消除目前普遍存在於社會中的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與資訊流通不平衡現象，期能改善社會大眾對核能相關知識的鴻溝（Gap）或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 管制者主動與民眾展開議題對話，一方面也利用資訊透明化、網路化開放的持續傳遞，拓展及教育民眾正確的核能相關資訊與知識。
※ 推動輻射風險管理的二個重要觀念：1.事件發生的機率或其影響是可以減少的。2.風險管理不是追求「零」風險，而是強調在可被接受的風險下，追求最大的利益。
※ 從打造品牌需要長期耕耘與一致性來看，「品牌台灣」是由每一位公民的個體品牌所堆累出來的，我國於全球化風險下，應全國上下一心攜手一起來打拼，為『明天會更好』而努力。
※ 在國家計畫下與標的團體或政策利害關係人溝通諮商，經由舉辦說明會及公聽會溝通，再經由審慎思辯的民調與公投後形成共識的決策，這種具高度誠信的有效溝通方法，因在過程中已是獲得相關大眾普遍的接受、信任及同意。且作決策者及輔助決策者的彼此角色分工均非常清晰明確，故計畫的可行性評估及審查結果，一般是樂觀且可實踐達成的，真正符合全民需求且最大經濟效益的國家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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