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核能溝通之異同
劉振乾
台機社季刊總編輯
1. 先從美國民意談起
貝斯康綈(Bisconti)曾擔任美國核能能源協會(NEI)的副理事長13年之久，負責調查及計畫分析之工作。1996年創立 Bisconti Research 公司，已發展為美國頗負盛名之民意調查及溝通調查公司。貝斯康綈應邀於2007年8月在東京發表專題演講，說明美國的核能溝通情形。(1)
民意調查(全國性)顯示在1983年贊成核能發電者為49%，反對者為46%，(三哩島事故發生於1979 年)1987年以後(按：1986年發生車諾比爾核能電廠事故) 贊成與反對之差距愈拉愈大，最近一次在2007年4月的民意調查為贊成者63%，反對者為31%。 在日本新瀉縣中越海岸的強震襲擊柏崎刈羽核能電廠(通稱K-K Plant) 的7月16日之後不久，在美國核能電廠的所在地進行民意調查則更顯示贊成率遠高於全國平均值。在全美64 個廠址，除了住在半徑10哩內居住的電力公司員工之外，針對各廠址各18人合計1,152人進行民調的結果，對於核能電廠，“贊成”的有82%(vs全國性的63%)， “反對”者為16%(vs全國性的31%)，尤其“反對”當中“非常反對”的只有7%。該一民調也顯示“贊成”增設機組的有71%，“反對”的有26%。與台灣的廠址所在地居民的反映有甚大差異，令人感嘆美國的核能溝通的優異成績。本文旨在透過分析美日核能溝通手法之異同找出台灣可以學習的地方。
2. 程序與責任範圍之明確化
程序與責任範圍之明確化為美國核能溝通之一大特色。在聯邦制的美國，有關居民的健康與安全的責任由地方政府擔當，尤其是州政府。(2) 這也是為什麼TMI (Three Miles Island) 核能電廠事故時由州長發布“避難勸告”的原因。緊急時的程序與責任範圍之明確化的原因來自美國為多民族國家且是契約訴訟社會之故。每一件事都要“規則化”，否則會出亂子。
程序與責任範圍之明確化為什麼那麼重要呢？以日本的實例加以說明。日本為了推動高強度放射性廢料的最終處置場之建造，訂有由“市町村”的地方政府向NUMO(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申請“實施文獻調查”等一連串鼓勵辦法。四國地方的東洋町長就申請實施文獻調查，但遭受到頂頭上司的縣知事(即縣長)認為程序有問題，而要求“撤回”。町長陷入嚴苛的立場被孤立起來。結果辭職再選，而敗於反對派的候選人，文獻調查也就破局了。(3)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 以下簡稱“核管會”)明文規定“緊急事態Level”分為4個Level ： (1) 非平常時 (2) 警戒 (3) site area 非常事態 (4) 一般緊急事態 (4) 核管會就其分類情形在指針(Guideline)中以具體的例子加以說明，電力公司可根據這些範例判斷屬於第幾階段(level)而加以發表。幾乎有 80%的事項是屬於第1階段之“ 非平常時”。而第2階段之“警戒”則為對反應爐安全沒有影響但有其可能性的事項等。其例為廠址內設備的火災與爆炸等。第3階段為對電廠的攻擊， 第4階段為反應爐無法冷卻的非常重大的事態。
到達第2階段的“警戒”level 就會自動啟動緊急態勢。在site內成立緊急因應組織來因應電廠營運，在廠址外(off-site)也成立“緊急時operation 設施”供有關單位協商之用。除了電力公司之外，核管會(NRC)、州或郡政府、消防、警察等部門的代表齊聚一堂作出迅速的判斷，為實質上的緊急事態對策本部。
日本也有類似的off-site center (5)
3. 不要讓媒體或政府發出“第一號訊息”
經由多次痛苦的經驗，電力公司如今非常明白一定要“制情報於先”，有任何故障或事故時，電力公司一定要搶先機，發布“第一報”。否則讓媒體發出的“第一報”必定使民眾有“先入感”，如果它是有所偏差的話，要“消毒”可要花上幾十倍的費用與時間。(6)
日本新瀉縣中越沖地震的教訓：發生於2007年7月16日的地震，強度為6.8，柏崎刈羽核能電廠因而自動停機，但卻顯露出幾個重要問題。第一項為由於非屬“核能事故”，依法不能啟動“off-site center”(7) ，造成一些困擾。第二項為經產省保安院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遲到12:30才召開，飽受批評---“慢了半拍”。地震發生於10:13，10:25在現場的保安檢察官聯絡核能電廠，確認機組自動停機。而東京的總公司則於10:34通報經產省保安院。到11:10 新瀉縣政府連絡保安院問“是否需要避難？”經辦人員慎重其事的確認之後，於15分鐘後回答縣政府“完全無必要”。教訓：今後類似的基本資訊應由相關單位盡早發出。曾經擔任NHK記者多年現任高知縣知事(縣長)的橋本大二郎認為在大災害或事故發生時，有關安全安心的的資訊非常重要，比如說：哪一條道路可以通行，人員是否平安？---。(8)
4. 發揮功效的“共同資訊中心”
與“緊急時operation 設施”同時成立的有“共同資訊中心”的media center。這是基於三哩島事故的教訓，當時“消息出於多重場所”，以致媒體分不清楚哪一個才是正確的消息。情報之一元化，緊急時應該只有集中一個地方發出訊息。“共同資訊中心”由電力公司或者州政府負責營運，在“緊急時operation 設施”所決定的事項與事態之狀況說明等，正式的“第一報”都由此處彙總而後發布。管制單位與州政府也在這一中心舉行記者會發布消息，有時由電力公司及州政府舉行聯合記者會。在核管會的指針(Guideline)中也會規定場所之大小，通訊設施之維護管理的必要性等事項。把向公眾發布資訊的重要性與確保安全等量齊觀。
舉例說明之 (9) 在全美擁有17部核能機組的 EXELON 核能公司所屬的Lasalle電廠於2006年4月發生 tritium洩漏的第2階段的“警戒”事態。在芝加哥總公司的“ 緊急時operation 設施”馬上啟動，有關人員迅即集合，根據公關處長耐斯比特的說法：“由於是禮拜天的晚上，打電話找記者很不容易。在事態收斂一小時後在AM4:00發出新聞稿。如果是白天一定會被抗議太遲了，但那時沒有這些聲音”。10月下旬，另一家Entergy核能公司所屬的Arkansas Nuclear One電廠從電廠的房間(cubicle)出火發煙，發生第2階段的“警戒”事態，也因為事出半夜，事態也在一個半小時內結束，因此雖然成立了“緊急時operation 設施”及共同資訊中心，實際上沒有很多人出席。公司的公關處長巴菲特說：“不過做完了資訊聯絡等所有步驟，也留下紀錄”。這時同樣很難找到記者，但在事態收斂後送出傳真或e-mail，第二天7:00又以電話聯絡，巴菲特說：“沒有出任何問題”。發信者與媒體，雙方都有明確的程序上的共識，可避免無用的“採訪戰”，知道只要去“共同資訊中心”就可以取得必要的資訊。
對日本的教訓：由於不能啟動“off-site center”，這次的中越沖地震也就少了所謂的媒體中心，產生資訊發布未能“一元化”的現象，造成混亂。
5. One Voice(一個聲音)活動
Entergy 公司發電部門公關處長巴菲特介紹該公司的One Voice(一個聲音)活動(10)。巴菲特說：“將公司的訊息加以統一稱之為One Voice”。這也是TMI核能電廠事故所學來的教訓，就是所發出的資訊必須是同一內容”。請教她在緊急時要將公司的資訊加以彙總統一是否很困難？巴菲特說：“事先就有可能發生的緊急事態準備好其大致內容，然後再依個別事項加以修正即可”。
以Entergy為例，危機狀況的設定劇本大約有32種狀況(cases)。其範圍不僅包含核能的故障而已，股價急跌以及敵對的併購等經營問題，勞資糾紛以及員工被警察收押等等都在內。針對個別危機，準備好1. 因應對策 2. 可能質詢 3. 主要收訊對象等內容，可謂一應俱全。
在其他公司的核能電廠曾發生運轉員殺死妻子的事件而被媒體大炒特炒。巴菲特說：「我再一次確認社會對“運轉如核能這類重大設備的人”是如何雞蛋裡挑骨頭。在別家公司發生的事也可能在自家公司發生。因此有必要追加項目並作定期的修正」。
緊急時以劇本為基礎作成“論點(talking points)”。這是公司內部用的公式的position paper，高階的管理階層、發言人、公關人員等全公司的人都以此為根據以“one voice一個聲音”發出資訊。記者會的資料以及對政府，地方政府，議會等的說明也以此為根據製作之。
* 以全部員工為對象
這些危機狀況的設定與對應方針的準備也許相當普遍。然而美國的電力公司則是不僅高階的管理階層、發言人、公關人員等奉為圭臬，還把one voice的對象擴大到全部員工以及在電廠出入的包商員工在內。
2007年夏天，Entergy的Vermont Yankee核能電廠的冷卻塔，由於支撐木材的劣化而有一部分壞掉。電廠並沒有批准攝影，但不知道是什麼人拍的，相片流出外界，被認為冷卻塔倒塌而引起騷動。巴菲特說：“以後雖然開了說明會，但如今回想起來，在一開始就應該自動公開相片加以說明”。
在Entergy採用發生問題時於向記者發表前先以e-mail通知14,000名員工其內容與公司之因應對策之方式，但巴菲特認為：“最近感到單靠e-mail還不夠，要加強面對面(face to face)，直接與員工對話的機會”。因此在公司內的走廊及大廳裡設置大螢幕，將今天的股價，event或發表的新聞，最近的話題等顯示出來，可以一邊走一邊看。
在網路社會誰都可以成為資訊發信者。如果是內部有弊端的內部告發還情有可原，如果是被認為公司想一手遮天隱瞞資訊而被人將不正確的資訊向外界透露，那將是“無心插柳卻啟禍端”。而考慮到發電廠員工及其眷屬是地方社區的重要成員，也可是資訊發訊來源。因此如何加以好好“利用”值得公關高階主管深思。
日方的做法：日本原燃公司(按：負責用過核燃料的再處理)在六所村再處理工廠的active 試驗前，先將有可能發生的trouble事例羅列出來，把trouble依輕重分為三階段標示，與記者間先取得共識。(11)
6. 電力公司與新聞界的互相要求
2007年11月27日，以“核能與媒體報導”為主題， (12)在東京召開“第四屆電氣新聞論壇”。東奧日報(按：此報在青森發行)政經部次長福田悟說：“這次的K-K廠的核能故障之所以被媒體大肆報導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東電公關的初期對應有問題。東電在地震發生後有一段時間在現場沒有開記者招待會。集中在現場的記者們群生“不信任感”。至少地震的第二天由電廠廠長出面詳加說明會抑制過熱的報導。第二是與地方媒體的互信關係不足。東電經過2002年的隱瞞故障及2006年的數據竄改問題後，與當地居民以及地方媒體的信賴關係接近“負面”。
在媒體因應上，最基本的是向各媒體發傳真，打電話。無論多小的故障(trouble)，每一次都跟記者說清楚講明白的話自然能建立信賴關係，而trouble的輕重記者也能冷靜的加以判斷。第三是在政治面被利用 (參議員選舉)。
2007年11月28日福井縣原子力和平利用協議會在敦賀召開“2007年Energy Forum in 敦賀”(13)，其主題為“地震與核能”。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宮崎慶次提出對媒體的要求。宮崎教授說：“是否向外界釋出輻射？一看偵測計便知。馬上可以發出“沒有問題”的訊息。這次的確有輻射釋出，但以鈷60計算為容許濃度的一半以下。不必大驚小怪。我也跟NHK說，要放火災的影像可以，但要加上安全性沒問題的說明(comment)，不然的話沒有盡到公共電視的責任。”
美濱町長山口治太郎在接受訪問時(14)表示：“在原子力委員會的長期計畫策定會議(2005.1.13)上我曾經發言，因為有關2004年8月的美濱核能電廠的事故，有太多的錯誤報導，希望能夠做正確的報導。”在町公所包含一般報紙在內有很多的記者先生小姐出入，有時候到晚上七，八點還與記者應對。與各位記者在能源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上加以討論。特別針對年輕記者我說：“我已經活過40年，你今後的40年包含教養子女在內要想怎麼過？用如此的話題與記者談核能問題，大多數記者都能接受。以一個個人立場有感受到核能的必要性。
不過其中也有幾家報社具有對社會的使命感，認為如果所有媒體都一致擁核，會讓核能安全有所疏忽。但個別與記者好好的討論，都會清楚核能的必要性。都會明白如果沒有核能，日本是活不下去的。
在跟我討論了解核能以前，很多記者都認為我國能源靠自然能源(太陽能與風力等)就可以應付。他們不清楚不論多努力到2010年自然能源(新能源)僅能提供3%的能源。當我提醒他們要以太陽能發電提供100萬kW的電力時，必須在美濱町全域(即15,000公頃)都貼上太陽能發電板才辦得到。如此才恍然大悟。不管是太陽能發電或是風力發電都有陰天風停的時候，為了應付這種情況，必須另行準備“備用(back up)電源”。但以報社立場來說，要他們寫核能發電的必要性是難上加難的。雖然有時可能用很小篇幅刊登。”
7. 為什麼會有“隱瞞”的事情發生?
在2007年11月27日舉辦的“核能與媒體報導”論壇上(15)，住在德國的前NHK記者 熊谷徹 以“德國電力公司的危機管理與資訊公開”為題發表演講。德國有關環保的法規有2,000種之多，可見其環保意識之高昂。針對核能，由於因為車諾比爾核能電廠事故德國南部有受到輻射污染，因此具有相當強的不信任感。
最近更發生一件讓擁核人士痛心的事。2007年6月28日，Krummel 核能電廠由於變壓器的短路而發生火災。核能電廠與送電系統分離，反應爐自動緊急停機。火災在7小時後熄火，沒有人受傷也沒有輻射外洩。INES( 國際核trouble評估)為零，監督機構也確認所有的安全系統都正常啟動，然而管理核能電廠的德國第三大的電力公司 Vatten Fall Europe 則受到各界的責難。
其理由為電力公司拒絕積極的資訊公開。由於操作錯誤壓力減少80%，不過安全系統啟動，冷卻水自動供應，反應爐沒有任何危險。但是公司當局隱瞞一連串的事實。
但是沒有料到事故一星期後Green Peace(綠色和平組織)把事實揭穿了。然後監督官署要向控制室的運轉員工請問火災的情形時，電力公司又以保護隱私權為理由拒絕透露運轉員的名字，因而檢察廳派遣搜查官進入核能電廠，眾情譁然。
因此對核能素持同情態度的德國首相梅爾克爾也忍不住說出：“真是受不了”，而媒體則大肆攻擊以頭版版面連日加強報導，對企業形象帶來極大損傷。
該公司知道“低估了民眾對安全的強烈關心”的後果不堪設想，乃由Vatten Fall總公司總經理約社福生接受“修畢蓋爾”週刊的專訪，加以說明。
約瑟福生總經理首先承認子公司的資訊公開出了問題，然後說：“核能電廠的員工具有”地下坑道的心理狀況(mentality)“，也就是如同四面被敵人包圍，像躲在地下坑道的人一樣，認為一般人與媒體對他們懷有敵意”。
德國的電力業界自從自由化以來，就一直執行員工員額合理化的政策，因此員工認為“如果輕易將資訊提供給外界導致公司被修理，恐怕會被解雇”，而廠方當局也有同樣的想法，以致對資訊公開趑趄不前。總經理說：“由於反核的市民團體與政治家的緣故，在德國社會形成不容易冷靜的討論核能的環境”。(按：Vatten Fall總公司位於瑞典的首都，是一家瑞典公司，總經理感受到瑞典與德國之討論核能的環境之不同)。
事經五個月電廠仍無法恢復運轉，因為反應爐停機，電力公司每天損失約合NT$5,000萬元(按：該廠機組為出力131.6萬kW)。公司股票自出事後兩個月內掉了4%。而過去四個月內有20萬名用戶轉到別家公司買電。可見打擊之嚴重性。
日本的情形：企業本就有隱瞞對自己不利的資訊，漏氣的資訊的本質，而遺憾的是這也是人之常情。在家庭使用的電器類的事故頻傳，輿論給於公司當局壓力，這些廠家才陸陸續續發表有關的統計資訊。受到波及，針對核能電廠的報告事項的規定也愈來愈嚴格。而經濟產業大臣更指示各核能電廠要溯往過去幾十年將漏掉沒報告的重新向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報告(16)。目前與20年，30年前的倫理觀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以現在的倫理觀衡量所謂的“報告不足”未免太過嚴苛。電力公司勇於自揭其短並藉此建立“不會隱瞞的體質與不能隱瞞的體制”應該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至於為什麼會隱瞞？其原因應是怕電廠被迫停機。其實大部分的隱瞞內容為屬於國際上的INES之8階段的尺度之內的Level 0的範圍也就是不是安全上重要的事項。當這樣的事項發生時，怕無法正確了解trouble的官員與記者們會下偏頗的判斷以致被迫停機，由於有如此的恐懼感，因此塑造出能免於報告盡量少報告的壞習慣。
解鈴還是繫鈴人，媒體與社會大眾應該體認到其中因果關係，減少不必要的停機，如果要停機，當維修完成安全無慮時也要盡快讓它恢復運轉。
8. 什麼樣的事就該提出報告?
“安心”的確保在美國也是重要的課題。“廠址內有人受傷因此有救護車進來” “在非管理區域發生小火警，消防車進廠”這些事例並不屬於管制上的發表事項。不過有可能招致是不是電廠內發生什麼不好的事的不安之疑慮，因此這類事發生時也通知地方政府，地方媒體以及地方的領袖們。(17) 這些是幾年前一部分的電力公司就在做的事，屬於業界團體的美國核能能源協會(NEI)從2005年就設立團隊(Task Force) 推動會員企業正式引進。
日本的電力公司也是依法泡製。而EXELON NUCLEAR 則在2002年就已實施。請教公關處長耐斯比特什麼樣的事就該提出報告？他說：’如果自己是當地居民的話會不會感到不安？“也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聯絡的時候一定使用電話。這是讓他們感受到電廠願意開誠佈公什麼事都可以談。” 不論多小的事也可形成與地方的領袖們直接對談的機會，強化與地方溝通的管道。
2007年11月在Entergy公司發生的事。“有一位喝醉酒的狩獵火雞者想闖入核能電廠。雖沒有到有關保安(security)的程度，但帶著獵槍使公司員工飽受驚嚇”。(18) 發電部門公關處長巴菲特決定將此事在公司內公告週知，並且請電廠的公關部門通知地方上的領袖以及地方報記者。
9. 安心感如何建立?
核能(正確的說，應該是“輻射”)是五官感覺不到的。也因此要讓民眾感到“安心”必須多加功夫解說。就以輻射(放射能)的單位為例來說明日本人如何加功夫。關本順子(J. Sekimoto)是“思考核能共識的會”的會員。關本女士在一篇名為“在初夢裡獲得啟示------容易了解的放射線的單位”(19)的文章裡介紹了也是該會會員的岩崎民子所想出的一個妙招。西弗(Sv)指的是實效劑量，是表示放射線對人體健康帶來的實際效果。一西弗的千分之一叫做一毫西弗( 1 mSv)。
當要說明輻射劑量與人體影響的時候，我們會從最低的1mSv提到致人於死的7,000mSv~10,000mSv的單位。其中相差達一萬倍。以長度來說從1毫米(1 mm)一下子跳到10公尺。但對長度我們有概念，也容易了解。但如果要將輻射劑量與人體影響以圖示方法顯示的時候，這一萬倍之差只好用對數刻度來表示，而眼睛的錯覺似乎只差了四倍。感覺不出相差有一萬倍之多。(參閱下左圖)。
岩崎民子女士想出用銅板與紙鈔來做比喻的妙法。一毫西弗( 1 mSv)為1日圓， 10,000mSv為一萬日圓的紙鈔。然後以“我們每年接受的劑量為1日圓，而一般公眾的劑量限度也是1日圓，”“如果是銅板對人體沒有影響，但紙鈔(泛指1,000日圓紙鈔以上者)就會對人體有影響”來加以說明。畢竟1日圓的銅板不會放在眼中，但是千圓紙鈔(約合新台幣330元)可是有份量的。
如此這般加以說明之後，大家說：“這樣子與身邊的東西很貼切，知道如何分辨“大小”了。”“大家爭吵不休的低劑量與人體影響之間竟有這麼大的差異？”
關於“安心”，前讀賣新聞(日本發行量第一的大報)主筆中村政雄講了一個故事。(20) 1954年美國在馬歇爾群島共和國的比其尼環礁實施氫爆實驗，日本有一艘名為“第五福隆丸”的漁船受到輻射污染。因此船上的漁獲在上岸時被拋棄了。
這時在現場指揮這一切作業的是人稱“魚博士”的東京大學教授檜山義夫。檜山教授在鮪魚身上貼近蓋格計(量測輻射劑量的機器)，決定把被輻射污染的魚加以拋棄。這位檜山教授卻是堂而皇之的將確定要拋棄的鮪魚吃到肚子裡。經過約20年之後，中村記者請教檜山教授：“為什麼沒有向別人說可以吃呀”？檜山教授回答：“我自己認為這種程度的輻射污染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就吃了。然而以當時的科學知識沒有辦法以政府立場叫大家都可以吃”。
教授想說“安啦可以吃了”但卻說不出口。
“危險”可輕而易舉的說出來然而要說出“安全”可是難上加難。
10. NEI扮演的腳色---從側面支援避免誤報
NEI(美國核能能源協會)的企業會員數超過300家(含國外)。在核能溝通領域裡發揮了其獨有的特色。NEI副總經理哈佛說：“NEI要求會員企業如果發生緊急事態一定要在半小時內告知NEI”(21)，以後隨時掌握情況，在首都華盛頓收集資料並作為發信據點。由於在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們常常會洽詢有關所屬選區的核能電廠的資訊，NEI更是對此業務不敢掉以輕心。
NEI活用由各電力公司送過來的資訊與國外的資訊，將過去或國外的事例及因應情形彙總提供給媒體參考。緊急事態發生時要取得第一手資訊必須去offsite 所設的“共同資訊中心”才可取得，但紐約時報等全國性大報的負責核能採訪的記者們都常駐華盛頓，在緊急事態發生後先不去現場，而在華盛頓收集資料者也不少。
這些負責核能採訪的記者們與時時刻刻爭取第一手資訊的地方報記者們大異其趣，他們的需求是：“想捉住事態的臨場感”，“想解說技術上的問題”，“想在報上登學者專家對安全性的意見”等。
NEI就重點的提供以因應這種需求。也介紹學者專家上電視或媒體作解說。事先先把這種人才加以建檔，不一定是擁核者，中立的也行，為了防止錯誤的資訊搶得先機，積極的安排這些學者專家上電視或媒體。緊急事態發生時電力公司在“共同資訊中心”就忙的天翻地覆，因此從側面加以支援就成為NEI的重要任務。
11. 如何培育出資深核能記者?
在新瀉縣中越沖地震時媒體過度且誇張的報導核能電廠的損害情形成為事後檢討的問題。這可是歷史的一再重演。雖然沒有危險性但似乎把它報導為具有危險的東西，關鍵就在媒體缺乏了具有深度知識的記者。只捉住現象面就誇大其辭的大肆炒作，其原因多在於欠缺知識與經驗。1979年的美國三哩島核能電廠事故時也發生過誇大報導的問題。後來調查此事的肯昧尼委員會以嚴厲的言詞要求記者們多多在科學上下工夫。
如今美國的情形又如何？舉紐約時報的華爾德與華爾街日報的菲爾卡為例。(22) 這兩位都是採訪核能新聞約三十年的資深記者。有關報導應注意事項包含：“把事實淺顯的寫出來。不使用業界用的略語或專業用語。聽技術人員的說明後把它翻譯出來也是工作之一”。
有關緊急事態發生時的採訪，華爾德說：“有三件事情一定要確認：1. 反應爐是否依計畫停機 2. 有向外界釋出放射性物質嗎？ 3. 驅動反應爐用的廠內電源(應該是指緊急柴油發電機)是否安然無恙？當然電力公司會說“安全了”，不過之所以會發生故障必有其原因。這原因為何在採訪時一定要問清楚”。
菲爾卡則說：“我在三哩島核能電廠事故時第一天聽信電力公司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而招致失敗”，但一般來說在核能的故障裏，記者都會想像三哩島核能電廠事故或車諾比爾，而把事態視為重大事件加以誇大其辭的報導。在這種氣氛下要打出自己的特色就要多聽許多人的話然後再自己加以整理出來”。
紐約時報的華爾德強調與核能報導有關的重要事項：“我們不能只看核能就說是否安全？是否經濟？廢料要如何處理？一切事務都非單獨就能夠成立，而是要在相對的比較中加以選擇。選擇使用的電力，其中有核能，煤，天然氣的選擇。有人說水力是乾淨的能源，不過在10月，在丹佛的水力發電廠有6人死亡。在核能又怎樣呢？必須冷靜的向讀者提示所選擇的能源裡必定有利有弊(risk and benefit)。”
在上述大報中，能三十年一以貫之的擔任核能記者，當然有他自身的實力與優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核能業界栽培出來的。資深核能記者比較不會誤報與誇大報導。從能源，環境以及經營面全方位的探討核能問題，而非僅注重事故與技術而已。
12. 如何培育出核能界需要的公關人才?
2007年9月18日於東京招開“高強度核廢料地層處置之研究開發報告會”。會中與談者之一的科學記者中村浩美說(23)：“記者們要的關鍵語(Key Words)是5W1H。”5W1H指的是Who(誰？)，When(何時？)，Where(何地？) ，Why(何故？)，What(是什麼？)，How(如何做？)。這一方法核能界也必須積極引進。
為什麼需要地層處置？安全性是如何確保的？要在何地處置？要營運到什麼時候？原子力機構與NUMO的差異在哪裡？地層處置的科學與技術到底進步到什麼程度？如何處置？每一個人都能參觀嗎？
中村浩美嚴厲的指摘：“核能界的有關人士沒有基於上述5W1H的資訊發信的戰略”。他要強調的是可以做為專家與市民間溝通橋樑的“專業的公關人才”的必要性。這種的communicators 在各行各業已然建立，惟獨核能界尚未建立。
既精通專業內容也能用淺顯的話讓一般民眾聽懂的公關人才正是在人類五官感覺不到的核能界裡夢寐以求的人才。
NUMO(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的北山一美也同意“當訪問瑞典的高強度核廢料地層處置實驗場的時候，有一位女性的公關人員全程陪同並解說。對提問事項也有適切的回答。深深感到日本也需要如此的公關人才。”
這方面又分為說的公關人才與寫的公關人才，兩者都需豐富的經驗才能達成任務。從退休人員中加以發掘乃為可行之道。
13. 從鐵路事業的發展可以學到什麼?
鐵路開始營運以來，約180年間因事故喪生者高達約八萬人。(24) 在二十世紀裡就有85件死亡人數超過100人的事故。第一名是1917年12月12日發生於法國Modane 的543人。甚至到1999年8月2日還在印度Gaisal發生由於相撞引起310人死亡的事故(排名第8)。(25)
在鐵路剛開始營運時其最大問題為如何讓火車跑得好，安全問題似未列入考慮。在沒有很好的煞車裝置且未能很清楚的看清前方的情形下疾駛。在當時的技術水準來說只能如此將就處理。飛機，船，汽車一開始就是挑戰“如何動起來”而已。
當時的社會的價值觀與現在也大大不同，當時把新的發現與對技術的挑戰看成比安全重要。然後再慢慢力求改進。
與此相對的，核能發電則是一開頭就體認到必須維持安全第一。舉例而言，1997年10月26 日日本九州電力公司在報紙上刊登一整頁的廣告，九州電力公司的社長鎌田迪貞在廣告裏說：“核能本來就是危險的，也因為如此，我們盡全力為之，做了一切努力，有信心將它加以安全地運轉。如今每當想到環境，能源這些事，核能可是勢不可擋的。不過我們也認為要活用太陽能，風力等各色各樣的資源，追求對地球最體貼的方式也是我們的職責。“核能界的共識是”安全第一”。
同樣提到印度，印度的醫療水準可是第一流的。日本作家石川好(也擔任秋田學術財團會長)說(26)：“約三年前，血行障礙與風濕病併發，病態嚴重。在國內醫院四處求醫，都沒有辦法好轉，經過印度朋友的幫忙到印度接受治療。經過四個月的治療病情大大好轉。才知道印度醫療的實力。其實每年有數千名的歐美患者來印度住院治療。當然在印度死亡是司空見慣的。而醫院中也有很多死亡，在手術以及治療中發生死亡被(印度人)認為是無可奈何的事。也就在如此環境中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一步一腳印的提升了醫療水準。”
石川先生要說的是，由於“醫療糾紛”少，使印度醫生敢於作嘗試性治療進而提升了醫療水準。而日本則層出不窮的醫療糾紛導致醫療萎縮，不敢挑戰新技術。要打開這僵局，似乎有必要藉由第三者的冷靜的檢証系統來判定醫療糾紛之是非。才能促進醫療的進步。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於核能發電。要減少“隱瞞”的事情發生，媒體不能“無事生非”的大大炒作，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故障(trouble)硬說成天大地大的事情。如此沒有隱瞞，技術才會進步。為了國家長遠的利益，媒體應該有所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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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欄執筆者為該報主筆 円淨 加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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